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边是大量新生报考法学，怀揣着以法律为武器、捍卫公平正义的远大理想。一边是各种信息表明法科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市面上有一家叫“麦可思”的第三方专业机构，每年都会发布一份《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其中，就业率高、薪资待遇好的专业会发“绿牌”，而就业率和薪资待遇并不理想的专业会被发“黄牌”甚至“红牌”。法学这几年均出现在“红牌”专业中，就业前景和薪资情况并不乐观。
就在不久前，法学教育网络平台“光石法学院”发布的《2020 年中国法科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也显示，2020 年法科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局面仍未改善，西南政法大学、吉林大学法学院就业率均低于全校平均水平，武汉大学法学院就业率则更为惨淡，以 63.87% 的就业率全校垫底。
这就很魔幻。一时间我竟搞不懂是填报法学的学生太笨了，还是这些统计数据出了问题。
如果这些数据是对的，为什么每年还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填报法学专业？他们是家里刚通网吗？闭着眼睛填志愿？现在的年轻人对自己的人生已经这么随意了吗？
如果法学的前景仍然很好，为什么这些统计数据和现实不符？即便每年填报法学的学生都是家里刚通网，但据我观察，我的同学们都混的挺好的啊，难道我是幸存者偏差？
当然了，我并不认为这些统计数据有什么实质性的参考意义，除非统计的是全国高校、历年所有法科毕业生的数据。
为什么法学在就业率和薪资上，会形成一种“明明都是好学校，法学就比别的专业低很多”的现象呢？
这是因为家长和学生往往有一种误判，总以为到了大学里，大学会很负责任地帮着调配各个专业的供求量，直到各个专业毕业的时候，供求大致是平衡的，所以不必太担心某个专业会人才过剩。
可惜，这样的预设是不存在的。
比如说一瓶水，如果今年卖不出去、要降价，明年就少生产一点，这是没问题的。
可是，如果今年不好找工作 —— 尤其是 2020 年确实很不好找，今年大学生可以少毕业一些吗？就算你同意，明年大四的学生也不会同意的。
所以市场上的供给就会持续失衡，大学里没有机制去调节 —— 可能很多年会调整一点点，但是绝对没有一个实时的调节机制。
在很多国家，比如说美国，法律是没有本科专业的，他们认为只有研究生才有必要读法律，因为法律包含各个方面的法律，本科学了这些方面的专业，研究生再学这个方面的法学就可以了。但是在中国，我们为法律设了一个本科专业。欧洲有些国家也设了法律的本科专业，但他们人口比较少，而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我们的法学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学院。
但是毕业以后你会发现，远远没有这么多律师岗位、公司法务岗位能够满足法律人才的就业需求。很多中小型公司甚至没有专门的法务，只是兼职聘一位。
这就导致很多法科生毕业后做不了和法律相关的事情，所以这个专业的就业率和平均薪资就是上不去，顶多就比哲学高一点点。
与此同时，很多人认为读某个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就应该要找个专业对口的工作。而且，很多人对法学这个专业的认知是：毕业后进公检法是铁饭碗，而且社会地位高；做律师赚钱多，而且越老越值钱。
但现实刚好相反，这就很让人崩溃。
进公检法是铁饭碗？前提是你进得去。
律师越老越值钱？前提是你能在这行混下去。
因此就有观点认为，法科毕业生常年就业率低，就是因为法学专业的设置和人才培养计划没有充分考虑社会需求及其变化，在模糊化的大方向下盲目发展。
这个结论很容易得出对吧？但是，谁说法科生就一定要进公检法或者做律师呢？
如果仅统计法科生在法律相关岗位上的就业率，那确实是挺低的。但统计这个数据有什么意义呢？或许可以给填报志愿的学生提供一些参考，但大学所学专业并不是影响人生的重要因素，而大部分人并没有能力屏蔽噪音。
社会分工越来越快，单一专业背景的人才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新分工对人才的需求了。
一个很少有人关注到的细节是：
今年 1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了一则通知，把“交叉学科”设置为第 14 个学科门类。
学科门类就是学科划分的最高一级，之前的 13 个门类分别是：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
教育部上一次增加学科门类还是在 2011 年，当时是把艺术学加了进去。也就是说，这是教育部时隔十年之后，再一次增加学科门类。
怎么看这个信息？
事实上，“交叉学科”这个提法并不新，多年以前就有人呼吁它的重要性。今年教育部正式设立交叉学科门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是中国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
为什么？
因为这确立了下一个创新的大方向。
在科学领域，科学发展越来越进入以交叉学科为主的阶段，单项学科领域的突破越来越居于次要位置。
就拿化学来举例，再发现新元素是否有可能？当然是有可能的。不过，把现在元素周期表上已经发现的元素利用好，其实就能解决绝大部分的科学技术问题。元素就那么多，一个大有可为的创新工作就是如何利用现有的分子去组合成新的分子，比如生物大分子。
在 2010 年播出的《钢铁侠2》中，托尼就通过重新组合质子和中子，发现并合成了一个新元素，用于替代其体内的钯元素。
（按版权方要求，就不放图了）
艺术来源于现实，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科学发展的效率将会得到大幅提升。
还有一个统计数是：在已经颁发过 112 次的诺贝尔化学奖中，有将近一半的奖项颁给了生物化学相关的研究。
所以趋势已经很清楚了：
跨学科和交叉学科，是未来科技创新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这次教育部设立交叉学科门类，就是对这一创新方向的确认。
在法学领域，近年来部分法学院增设「人工智能法学」或者「法学（人工智能方向）」专业，其实也是法学门类下的交叉学科。
为什么要增设「人工智能法学」？
原因很简单，人工智能是下一代科技革命，将会改造各行各业，包括法律行业。
这就需要深谙“规则”和精通“技术”的复合型双料人才，以满足人工智能时代对“人工智能+法律”横向复合型人才的渴求。
从国家战略上看，人工智能法学对接《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关于“人工智能+法律”的国家战略，着力于培养两类“人工智能+法律”横向复合型人才：
一是服务于国家“建成更加完善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目标的人工智能规则类法律人才，以满足人工智能法律规制日益勃兴的现实需求；
二是服务于智慧公安、智慧检务、智慧司法、智慧律所等建设目标的人工智能技术类法律人才，以满足智慧司法和法律科技公司蓬勃发展对人工智能技术类法律人才的需求。
无独有偶，全球各国、各个领域都需要复合型人才。
2021 年 6 月，美国参议院确认莉娜·可汗（Lina Khan）为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专员，随后拜登将其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莉娜·可汗也由此成为 FTC 史上最年轻的主席。
莉娜·可汗是谁？
莉娜·可汗年仅 32 岁，先后毕业于威廉姆斯学院和耶鲁法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副教授，之前压根没当过官。
2017 年，还在读书的莉娜·可汗在《耶鲁法学杂志》发表文章《亚马逊的反垄断悖论》，在法律界和政界引发巨大反响。她也由此被视为反垄断运动的主导人物之一。
过去 20 年来，全世界各国对于 super company 一直无法有效监管。科技巨头们急速膨胀，在形成垄断的同时也压制了创新。
2020 年，美国四个科技巨头的 CEO —— Apple 的库克、Amazon 的贝佐斯、Google 的谷歌的劈柴、Facebook 的扎克伯格去美国国会接受质询时，联邦议员们问了一些很弱智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不清楚这几家公司到底干嘛了。
莉娜·可汗就不同了，她非常了解这些科技巨头，而且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倾向：她不会从法律这一端来去监管大公司，而是会用更多的监管手段来对抗大公司。
以至于 7 月 1 日，亚马逊试图迫使莉娜·可汗回避任何与亚马逊有关的反垄断调查，原因是她之前从事的工作和对亚马逊的批评表明她已经对亚马逊有了固定成见。
拜登政府启用莉娜·可汗来担任这个职位，其实说明了拜登政府会比美国史上、甚至全世界任何一个政府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做出更激烈的监管，而且会有更丰富的监管手段，不然不会把这样一个背景，但没有一天从业经验的人提拔起来，就是因为她过去五年都在研究大公司反垄断这件事情。
单一背景的人很难处理复杂问题，有能力处理复杂问题的人也能从事更多领域的工作。
全世界的政府都在给出这样的信号。
但是，在这个复合型人才如此稀缺的时代，仅靠传统的从大学培养，然后向社会输送人才的方式，是远远不够的。
相反，培养大量的法科生，让他们去解决社会中各种各样的问题才是正解。
这是中国的人口优势。
为什么这些就业统计数据没有实质性的参考意义？就是因为它只统计了特定专业在特定岗位的就业率，这是面向过去的视角，很容易变成噪音，而大部分人并没有能力屏蔽噪音。
面向未来的“统计”才是科学的，我们要对趋势、对个体和社会的关系具有洞察。
当下，各行各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极其广泛，不只是法学领域，几乎所有涉法领域都可以用到法学专业的学生，这需要法学专业的学生有清晰的自我认知和专业认知。
对于法科生来说，应该更早地意识到当下就业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变化，抓紧在校时间充分提高自己，增强自身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至于市面上这些所谓的就业率数据，没有实质上的参考意义，随便看看就行，不必较真。
统计学是面向过去的，我们应该畅想未来。